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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一直叫我交19800元当副会长，甚至让我交4万多元当常务副会长。”近日半岛登录注册入口，在西南某省份从事机械行业的企业主周建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他加入行业协会后的经历。2021年，为方便组织专家做科技成果评鉴，他加入了省内一个施工行业协会，身份只是普通会员，每年会费600元。在随后的四年里，他频繁遇到以职务晋升为名的高额收费游说。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曾下发文件，将“向即时配送协会备案”设定为快递、外卖企业批量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的前置条件。按照这一要求半岛登录注册入口，5家企业为3807辆电动自行车办理上牌手续时，不得不经历提交承诺书、上传实车照片等烦琐流程。即时配送协会并非行政机关半岛登录注册入口，却站在了行政审批链条的入口位置。

李智伟是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腐败与社会治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会协会人员掌握的是“泛公权力”，区别于传统官员直接受贿，学会协会人员通常以“转几道弯”的方式谋取私利，属于新型隐性腐败。李智伟曾研究过辅警腐败问题，他认为二者有相似性，“辅警不是公务员，但在司法中有大量辅警被纪委监委调查并判刑的案例半岛登录注册入口，学会协会人员也是同理”。

李智伟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7年到2022年被查官员通报，发现携带学会、协会职务的被查官员有40名。他分析称，“官会一体”现象普遍存在。比如2019年被查的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魏某某，退休后转任中国检验检测学会会长；2020年被查的云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朱某某，兼任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40名被查官员所涉协会的行业集中于资源富集、行政审批密集、专业性强的领域，如检验检测、科学技术。

学会协会的第三类腐败方式，与其定位有关。从功能定位看，协会是连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陈丽是某直辖市社会组织总会法律顾问，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行业协会人员凭借与政府部门长期形成的人脉和行政依附，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牵线搭桥，扮演掮客。比如，协会帮助本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做政府工作申请上市，转手收取企业费用或在企业中谋取董事、顾问席位；在制定行业规范、向政府反映诉求或上报材料时，协会将特定企业“推”到政府视野中，帮助其获得重大项目或政策资金。

针对上述问题，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中央和地方按照“应脱尽脱”原则全面推开脱钩改革。按照“五分离、五规范”要求，行业协会商会须在机构、职能、资产财务、人员管理及党建外事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彻底分离。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九部委出台实施意见，公布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名单。

从整体进展看，目前多数协会已完成脱钩。但与此同时，政府仍然会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把部分实操职能转移给协会来做，因此，腐败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消除。不过，在受访者看来，脱钩理论上可以缩小协会腐败的空间。例如，协会不再跟政府部门共用办公地点、工作人员，“二政府”的色彩会淡化；以前，一些政府人员借着项目经费名义在协会里搞私人报销，脱钩之后，上下级财政关系被切断或弱化，这种现象应该会减少。

正因如此，学会协会被列为反腐重点领域之一。李智伟认为，自2015年脱钩以来，改革已走过十余年，进入攻坚阶段。学会协会是行政权力延伸的典型领域，每年确定反腐重点领域时，金融、国企、能源等传统领域长期在列，同时纳入新的领域，2025年是高校，2026年则指向学会协会，这表明，反腐败斗争正剑指权力的灰色地带。

首先，还是要划清边界。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规范行业协会商会的统一立法，相关规则分散在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中，法律层级较低、内容碎片化。徐家良建议应加快推进社会组织领域立法，明确行业协会的法律属性、职能边界、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用法律为模糊不清的政会关系画出“红线”。据他了解半岛登录注册入口，民政部准备就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向国务院提交计划。

当然，从更长远看，协会治理还是要解决“靠什么活”的问题。2025年9月，一位商会会长曾公开表示，当前商会协会普遍面临活动组织难、会员发展难、负责人接任难等困境。北京知诚社会组织众扶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任宏艳认为，协会要摆脱对行政资源的依赖，关键在于找准市场需求痛点，提高识别、整合、调配和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提供更专业、更精准的服务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在行业研究、培训和咨询等传统服务之外，一些协会也在探索新的服务路径。佛山市南海区家具行业协会秘书长李云曾表示，家具行业产业链长、中小企业多、出海需求旺盛，该协会围绕企业实际需求，打造“南海家具链供需平台”，为企业提供供需对接，组织企业抱团参展、产学研合作和专题培训，帮助企业拓展市场、降低成本，提升区域产业整体影响力。据其介绍，该供需平台自2025年2月启动，已促成超5亿元的意向合作。

虽有种种问题需要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学会协会仍有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徐家良指出，政府精力和资源有限，难以直接对接成千上万家企业，而协会可以通过系统调研和信息整合，再向政府反馈，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从而减轻行政负担。相比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社会组织也更贴近行业和市场一线，更容易根据实际需求作出及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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