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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化浪潮越涌越猛，数字素养已是人们在数字社会里立足、发展的核心能力。2004年以色列学者阿尔卡莱首次提出数字素养的基本框架时，就赋予了其丰富的内涵，包括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和社会－情感素养等多个方面。不难看出，在早期的认知里，数字素养就不只是会获取、制作、使用和评价数字信息这些基本技能，还包含了公民在学习、工作、生活中该有的创新意识、安全防护能力和伦理道德修养。

理想的数字素养框架应当随着技术进步而持续演进。目前全球已涌现百余种相关理论模型，其中不少仍处于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中。以英国为例，其2017年推出的“数字、数据和技术职业能力框架”至今已进行多次重要调整。然而，这类调整往往局限于局部修补，难以跟上技术变革的整体步伐，导致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日渐减弱。教育工作者也因此在实践中常常感到现有框架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数字素养教育实践以数字素养框架为重要基础，因此框架局限也大大制约了数字素养教育实效。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搭建的数字素养教育旧体系不仅难以满足社会需求，更衍生出多维度的社会风险。根据韩国2025年发布的成人数字素养能力调查报告，该国18岁以上成年人中约有350万人处于数字生活“基础脱节”状态，而能娴熟应对各类数字化场景的人数仅占52.8%。以上现实提示我们，数字素养教育已经到达不得不革新的阶段，需要开展教育实践的多维度创新，以跟上数字文明演进的步伐。

芬兰作为数字素养教育的先行者，始终将接受数字素养教育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2020年启动的“新扫盲计划”针对不同年龄、职业和背景的群体制定差异化教育方案，显著提升了教育的覆盖面与实效性。在基础教育阶段，芬兰特别注重将批判性思维和伦理意识培养融入课程体系，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深入思考AI等新兴技术的伦理维度。这种教育模式强调数字素养不仅是技能培养，更是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加坡创新性地将数字素养教育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将其深度融入“智慧国家”发展蓝图。2021年推出的“网络王牌计划”将复杂的网络安全知识转化为生动有趣的互动内容，大幅提升了教育实效。同时，新加坡还将数字素养教育作为培养数字创新人才、增强国家经济韧性的战略支点，形成了教育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创新模式。这种整体性的战略规划确保了数字素养教育与社会发展需求的紧密衔接。

美国开创的“协同－开放”路径独具特色。政府、学校、图书馆、科技企业以及社会志愿者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网络。2025年，美国教师联合会与多家科技企业联合成立“国家人工智能学院”，为中小学教师提供系统的AI技能培训。各类数字学习平台也向社会全面开放优质课程资源，初步建立起支持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这种开放协同的模式有效整合了社会各界的资源和力量。

目前，全球数字素养教育的“再整合”实践只是刚刚起步，在系统性、广泛性和前沿性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教育目标正实现从单一技能培养向综合素养培育的深刻转变。未来的数字素养教育将超越单纯的技术操作层面，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观塑造的有机统一。教育重点将聚焦培养具备数字社会适应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伦理判断意识的现代公民，推动技术技能、数据思维、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等要素全面融入教育框架。这种转变要求我们重新理解数字素养的内涵，将其视为一个涵盖技术能力、认知能力和价值判断的综合体系。

体系架构正经历从分散布局到生态协同的重大转型。数字素养教育将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局限，深度融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多个场域，构建起连续完整的教育生态系统。这种整合将打破教育实践的机构壁垒和学科界限，推动教学内容、教育资源和评价标准实现有机统一，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学习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家庭、企业和社会组织需要共同构建一个支持终身学习的数字素养教育环境。

培养路径正实现从静态传授到动态构建的根本性转变。面对持续迭代的技术环境和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数字素养教育需要建立更加灵活、高效的动态调整机制。这意味着教育重点将从传授固定不变的知识技能，转向构建能够与时俱进、持续更新的教育生态，通过建立完善的反馈与更新闭环，确保教育实践始终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这种动态调整能力将成为衡量数字素养教育体系质量的重要指标。

在这一全球性的教育变革进程中，2019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达成了全球首个关于AI与教育的共识宣言《北京共识——人工智能与教育》，为AI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念引领。当前各国兴起的“再整合”实践，既是对这一共识的积极呼应，也共同回应着一个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培养出能够娴熟驾驭数字技术、自觉坚守伦理价值、从容应对时代变革的现代公民。